十年前，一纸诊断书将我打入地狱，医生明确告诉我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。我将这个秘密深埋心底，对妻子苏婉充满了无法言说的愧疚。

　　直到那天，35岁的她，在我面前低声说出那句石破天惊的话，我感觉全世界都在我耳边轰然倒塌。

　　我强忍着那足以吞噬一切的怒火，伪装成一个合格的丈夫，直到我颤抖着打开那份亲子鉴定报告，看清最后一行的结论。

　　2018年8月的常州，夏末的暑气依旧顽固地盘踞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，让人喘不过气。

　　我们家这套老旧的两室一厅，墙皮都有些微微泛黄，风扇在头顶有气无力地转着，发出吱呀的。

　　我拖着疲惫的身体下班回家，一推开门，就闻到一股淡淡的饭菜香，但客厅里空无一人。

　　她却下意识地侧了下身子，避开了我的手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：“没事，就是肚子有点不舒服，可能是吃坏东西了。”

　　那一刻，一种陌生的感觉在我心里悄然滋生，像一根细小的藤蔓，缠住了我的心脏。

　　她的手机突然在床头柜上震动起来，屏幕亮起，她像被烫到一样，迅速抓起手机，按掉了来电。

　　阳台的门没有关严，我能听到她刻意压低的声音，细细碎碎的，听不清在说什么，但语气里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紧张和依赖。

　　这九个字，像一道无法磨灭的烙印，刻在了我的骨子里，也刻在了我们的婚姻里。

　　我不敢对她有任何要求，甚至不敢过多地过问她的生活，我怕我的关心会变成一种质问，让她感到窒息。

　　每天早上六点，我准时起床，在闷热的厨房里为她准备好早餐，一杯温牛奶，两个煎蛋，还有她爱吃的烤吐司。

　　我是厂里的技术主管，一个月八千块的工资，在常州这个城市不算多，但足够我们过安稳的日子。

　　苏婉在市中心的商场做化妆品导购，上班时间不固定，最近她说商场搞活动，总是要加班到晚上九点多才回家。

　　每当这时，我都会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：“妈，是我的问题，您别怪婉婉，我们正在治。”

　　母亲知道我的“病”，她嘴上不说，却四处托人找偏方，那些黑乎乎的药汁，我喝了不知道多少，可我知道，那都是徒劳。

　　那个藏在衣柜最深处，用牛皮纸袋包了一层又一层的诊断书，是我心中最黑暗的秘密。

　　周建国比我大六岁，在常州开了个小装修公司，为人圆滑，能说会道，跟我这种闷葫芦性格截然相反。

　　“弟妹啊，最近看你气色不太好，是不是上班太累了？”周建国一边给苏婉夹菜，一边嘘寒问暖。

　　“忙也要注意身体，你们俩也别太省了，钱是挣不完的。”周建国说着，话锋一转，“最近哥手头接了两个大单，宽裕了点，你们要是有什么难处，尽管跟哥说。”

　　苏婉连连摆手推辞，但表告似乎说了句什么，她犹豫了一下，终究是收下了，然后迅速塞进了自己的包里。

　　白天的画面在脑海里反复播放，表哥那张笑得过分热情的脸，苏婉躲闪的眼神，还有那个神秘的信封。

　　我将这一些细节与妻子最近的种种异常串联起来——那些深夜的电话，慢慢的变多的加班，对我愈发冷淡疏离的态度。

　　周末，她不再陪我待在家里，总是说和同事约好了逛街，每次都到晚上十点多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。

　　她的脸色愈发苍白憔悴，但眼神里，却又透着一种我说不出的奇异光彩，像是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，既恐惧又期待。

　　我试过猜她的手机密码，用她的生日，我的生日，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但都显示密码错误。

　　我甚至想过请假跟踪她，看看她所谓的“加班”和“逛街”，到底是在和谁约会。

　　我有什么资格去质问她？是我给不了她一个完整的家，是我让她承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和旁人的指指点点。

　　她没换鞋，就直接走到沙发边坐下，双手紧紧地抱着靠枕，整个人像是陷了进去。

　　“林峰，我有件事要告诉你。”她低着头，声音细若蚊蝇，还带着一丝无法抑制的颤抖。

　　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，只有那张尘封了十年的诊断书，每一个字都无比清晰地在我眼前浮现。

　　“我怀孕了，林峰，已经六周了。”她重复了一遍，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，插在我的心上。

　　我拧开水龙头，哗哗的水声瞬间充满了整体空间，也盖过了我粗重得像风箱一样的呼吸声。

　　我的手抖得厉害，碗沿和水龙头碰撞，发出刺耳的“当啷”一声，那个印着小碎花的瓷碗差点从我手中滑落，摔个粉碎。

　　“妈，您先别来。”我用尽全身力气，才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些，“这边我能照顾好，等孩子稳定一些再说。”

　　只有我自己明白，每一句“恭喜”，都像一根烧红的钢针，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。

　　表哥周建国也听说了，他表现得比谁都高兴，专门提着一大堆燕窝、阿胶之类的补品来看我们。

　　“兄弟！我就说嘛！好人有好报！这下咱们林家有后了！你可得把弟妹给我照顾好了！”

　　我看着他那张喜气洋洋的脸，努力想从他的眼睛里找出哪怕一丝一毫的心虚或者破绽。

　　我发现，她经常趁我上班的时候一个人外出，回来时身上会带着一股淡淡的烟味，虽然她用香水掩盖了，但我还是闻到了。她自己不抽烟，那烟味是哪里来的？

　　有一次，我在她换下的衣服口袋里，发现了一张揉得皱巴巴的出租车票，上面的日期是我上班的工作日，终点是市里的一家咖啡厅。

　　她的微信里，多了一个备注为“L”的联系人，被她置顶了，但所有的聊天记录都被清空，只留下一个光秃秃的对话框。

　　她推门走了进去，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然后拿出手机，似乎在给谁发信息。

　　我像一个胆小鬼，蜷缩在自己的壳里，不敢去面对那个可能会将我彻底击溃的画面。

　　我依然每天按时上班，下班，回家给她做她想吃的酸辣粉，或者熬一锅清淡的粥。

　　“婉婉啊，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。我就知道，老天爷是长眼睛的，咱们林家的香火，不会断！”母亲拉着苏婉的手，脸上满是褶子的笑容里，是发自内心的喜悦。

　　我看着母亲忙碌的身影，看着她脸上那种久违的、发自肺腑的笑容，心里更加难受。

　　我了解到，孩子出生后，能够最终靠采集血液样本或者口腔黏膜细胞，进行DNA比对。

　　我把那个手机号存在手机里，备注改成了“李工”，伪装成一个工作上的联系人。

　　“不……我必须说……”她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“这些年，我……我对不起你……”

　　我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，在长长的走廊里来回踱步，手心里攥满了湿冷的汗水。

　　他看起来比我还紧张，一脸焦急地问我：“怎么样了？生了吗？怎么不早点给我打电话？”

　　苏婉躺在病床上，头发被汗水浸湿了，脸上没有一丝血色，但她的眼睛，却一直看着那个小生命，充满了温柔的光。

　　孩子皱巴巴的小脸涨得通红，眼睛紧紧地闭着，小小的嘴巴一张一合，的小手握成了拳头。

　　当我抱住他的那一刻，一股从未有过的、奇异的触动，像电流一样瞬间传遍我的全身。

　　我手里紧紧地攥着那两个决定我后半生命运的密封袋，它们像两块烧红的烙铁，烫得我的手心生疼。

　　我知道，接下来我要去的那个地方，将会给我一个最残忍，也最线日上午十点，我走进了常州市区那家司法鉴定中心。

　　工作人员公式化地告诉我：“林先生，您的鉴别判定的结果需要五个工作日才能出来，到时候我们会电话通知您本人来领取。”

　　我半夜一次又一次地被他的哭声惊醒，抱着他在房间里慢慢地踱步，轻声哼着早已不成调的摇篮曲。

　　但我注意到，他看孩子的眼神里，偶尔会闪过一丝奇怪的神色，像是在确认，又像是在寻找着什么。

　　“林先生，您的亲子鉴别判定的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请您本人携带身份证，尽快过来领取报告。”

　　工作人员核对了我的身份证后，从身后柜子里取出一个牛皮纸材质的大信封，递给了我。